摘要: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不仅重塑了中国乡村的经济社会结构,也在深层次上改变着文学与土地、文学与农业、文学与乡村的关系。在“新山乡巨变”的时代语境下,一种以创意农业为叙事内核的文学新类型——创意农业文学——正在悄然生长。它以农业为基础、以创意为方法、以文学为媒介,致力于书写当代中国农业转型过程中个体命运与土地关系的深刻变迁。本文从“在场”的理论视角出发,系统考察创意农业文学的生成语境、叙事特征与美学价值,探讨其在乡村振兴时代如何实现文学对农业实践、乡村变革与新农人群体的深度“在场”。文章认为,创意农业文学不仅是对传统乡土文学的一次重要拓展,更是文学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回应时代命题的一种有效路径。乡村振兴的宏大叙事,期待创意农业文学的持续“在场”。
巴蜀大地,自古便是文学的沃土。从李劼人“大河小说”对川西社会的史诗性书写,到沙汀《在其香居茶馆里》的辛辣讽刺,再到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对农村变革的深切观照,中国文学始终以对土地的深情凝视与对时代的敏锐回应,在当代文学的版图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然而,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当我们重新审视文学与土地的关系时,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摆在面前:传统乡土文学的叙事范式,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与重构。
这种挑战来自两个相互交织的维度。其一,乡村本身在变。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塑中国乡村的面貌——从产业结构到生活方式,从人口流动到文化生态,乡村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山乡巨变”。传统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图景,正在被科技农业、生态农业、创意农业、数字农业以及乡村美学经济、体验经济等新型业态所取代,农业不再是单一的生产活动,而是集生产、生活、生态、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其二,文学与乡村的关系在变。如果说传统乡土文学更多是一种“回望”式的书写——作家站在城市回望乡村,站在现代回望传统,那么今天的文学与乡村,需要一种全新的“在场”关系:不是远距离的观望,而是深度的参与;不是怀旧的抒情,而是对正在发生的变革的敏锐捕捉与深刻呈现。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创意农业文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类型进入了我们的视野。2026年2月6日,中国创意农业理论创始人章继刚在成都东部新区福田大古村创作了第一篇报告文学《莓红时节访古村》,正式开启了创意农业文学的创建之旅。此后短短数月间,这一文学新类型迅速生长壮大。目前章继刚已创作完成中篇小说30部、短篇小说40部、金钱板作品10部、电影剧本5部、创意农业文学评论4部、童线部,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创作体系。从《种粮人》中的土地回归,到《雁归来》中游子的精神返乡;从《开水白菜》中一道名菜背后的文化密码,到《回锅肉香》中市井生活的烟火气息;从《驻村作家》中文人对乡村的深度介入,到《赶场》中乡土社会的市井生态,创意农业文学正在以多元的笔触勾勒出一幅当代中国乡村变革的文学画卷。正如章继刚所言,创意农业文学不是书斋里的凭空发明,而是“大地自己长出来的——就像麦子从泥土里长出来一样”,它扎根于乡村振兴的深厚土壤,生长于创意农业的蓬勃实践。
本文试图以“在场”为核心概念,考察创意农业文学的生成语境、叙事特征与美学价值,探讨这一新兴文学类型如何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语境下实现文学对农业实践、乡村变革与新农人群体的深度“在场”。文章的核心论点是:创意农业文学不仅是对传统乡土文学的一次重要拓展,更是文学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回应时代命题的一种有效路径。乡村振兴的宏大叙事,期待创意农业文学的持续“在场”。
要理解创意农业文学,首先需要理解“创意农业”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创意农业文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新的文学类型,根本原因在于创意农业本身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学对象——一种不同于传统农耕文明、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农业的、全新的农业实践形态。它不再仅仅是“种地”那么简单,而是一种融合了科技、文化、艺术、生态、市场等多重维度的创造性实践,这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素材空间和想象可能。
创意农业是指在农业生产生活中,与文化、旅游、教育、体育、康养、审美、设计、电商、手工艺等产业融合,挖掘农业游憩休闲、养生养老、农事体验、创意民宿、场景营造等多种功能,拓展农业生态涵养、休闲体验、文化传承、研学示范功能,通过推动创意下乡、创意进景区、进园区、进校园、进社区,提升农业附加值,推动农业生态价值转化,让农民富裕富足、乡村和美繁荣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它融合科技、自然、生态、文化、艺术等多种元素,既为农业的现代化提供了帮助,也正在把农业变成了真正的“诗和远方”。创意农业的本质在于它不再将农业仅仅视为一种物质生产活动,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的创造性实践。
从历史脉络来看,创意农业诞生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意大利,当时意大利农业与旅游全国协会通过各种方式,吸引都市居民到乡下享受农作的乐趣,以此增加农业的附加值。这种将农业与休闲、体验相结合的模式,开创了农业多功能利用的先河。二十世纪末,创意农业引入中国,二十一世纪初,在章继刚的推动下,成都等一些省会和大城市郊区率先开始实践,将文化、科技、艺术等相关的因素植入农业,通过将消费者拉进并参与到农业生产场景中来,提高农业和农产品的价值。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创意农业在中国广大乡村地区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推动农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
融合性。创意农业是集思想、技术、文化、学科的多维融合与物化。它不是单一的农业生产,而是多重元素的有机整合。在创意农业的视野中,农业不再仅仅关乎“种什么”和“怎么种”,更关乎“为什么种”和“为谁种”,它打通了一二三产业的边界,实现了生产、加工、销售、服务的一体化发展。
文化性。创意农业“有故事、能联想、受启发”。它不是冷冰冰的生产活动,而是蕴含着丰富文化内涵的创造性实践。每一片农田都可能承载着地方的历史记忆,每一种农产品都可能讲述着独特的文化故事。创意农业善于挖掘和利用这些文化资源,赋予农业以深厚的文化底蕴。
感观性。创意农业具有视觉性强、体验性强的特质。它注重视觉呈现和感官体验,追求“可看、可感、可参与”的效果。无论是稻田画、花海景观,还是采摘园、农事体验区,创意农业都在努力创造一种全方位的感官体验,让农业成为一种可以被“看见”、被“感受”、被“参与”的活态存在。
延伸性。创意农业是产品延伸、功能延伸、市场延伸的统一体。它突破了传统农业“种—收—卖”的线性模式,实现了产业链的纵向延伸和功能的多向拓展。从初级农产品到精深加工品,从单纯的食品来源到兼具观光、教育、休闲等多重功能的综合性产业,创意农业不断拓展着农业的边界和可能。
增值性。创意导致差异化,差异化带来高附加值。创意农业的核心逻辑是通过创意赋能实现价值增值。在创意农业的运作中,农产品的价值不仅来自其使用价值,更来自其文化价值、品牌价值和情感价值。一个经过创意设计的农产品,其价值可能数倍甚至数十倍于普通农产品。
围绕乡村建设,各地积极打造兼具国际性、前瞻性、美学性、创意性、功能性、实用性和示范性的社区美空间,逐渐成为市民领略生活美学、享受美好生活的新空间、新场景。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创意农业的基本原理是通过创造性的设计,以各种可能的手段提高农业农村产品与产业链附加价值。创意农业能够从新质生产力当中获取先进的科技和理念,为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开辟崭新的前景。它代表着农业发展的新方向,也构成了文学书写的新领域。
创意农业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农业的存在方式。传统农业被理解为一种纯粹的生产活动——种地就是为了收获粮食,农业的价值就在于其产出。而创意农业则赋予农业以全新的价值维度,使农业从一个单纯的“生产部门”转变为一个具有多重功能和多重价值的综合性领域。
首先,创意农业使农业成为一种审美对象。正如杜志雄所言,创意农业“正在把农业变成了真正的诗和远方”。农田不再是单纯的production site,而是可以“看”的风景;农作物不再是单纯的commodity,而是可以“赏”的对象。创意农业注重视觉设计、景观营造和审美体验,使农业具有了美学价值。在创意农业的实践中,稻田可以成为巨幅画布,果园可以成为观光胜地,菜园可以成为艺术空间——农业的美学维度被前所未有地发掘和呈现。
其次,创意农业使农业成为一种文化载体。创意农业注重挖掘农业的文化内涵,将农耕文化、乡土文化、民俗文化融入农业生产过程,使农业成为文化传承和创新的重要载体。在创意农业的视域中,每一种农作物都可能承载着千百年的农耕智慧,每一种农事活动都可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积淀。通过创意设计,这些文化资源被激活、被转化、被传承,农业由此获得了超越物质生产的文化意义。
再次,创意农业使农业成为一种体验空间。创意农业强调参与性和体验性,消费者不再是被动的农产品购买者,而是农业生产过程的参与者、体验者。这种“参与式农业”创造了全新的城乡互动模式,让城市居民有机会亲身感受土地的脉动、体验农事的乐趣、理解农业的价值。在这种互动中,农业不再是一个遥远的“他者”,而是一个可以亲近、可以参与的“我们”。
如今,创意农业使农业成为一种创意产业。创意农业将创意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将农业生产消费活动和文化创意活动进行有机融合,有效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在这个过程中,农业与设计、艺术、传媒、旅游等产业深度融合,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产业生态系统。
正是这种从“面朝黄土”到“诗和远方”的转变,使创意农业成为极具文学魅力的叙事对象。它既有土地的厚重,又有诗意的轻盈;既有生产的实在,又有想象的自由。这种独特的双重性,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广阔的空间。章继刚的中篇小说《天府粮仓》便深刻呈现了这种转变——从传统的“交公粮”到现代的“建粮仓”,从“靠天吃饭”到“科技兴农”,作品以四川这一国家战略储备粮基地为背景,书写了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者”背后的个体命运与时代变迁。
创意农业的这些特征,使其成为极具文学价值的叙事素材。与传统农业相比,创意农业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几个独特优势,这些优势不仅拓展了文学的表现空间,也丰富了文学的精神内涵。
叙事空间的拓展。传统乡土文学的叙事空间主要是“田野”和“村庄”,而创意农业的叙事空间则大大拓展——从植物工厂到都市农业,从阳台种菜到庭院农业,从农业观光园到农产品文创空间,从乡村民宿到农业主题公园。这些新的空间形态为文学叙事提供了全新的场景,使作家能够在更广阔的时空坐标中展开故事。章继刚的中篇小说《乡村飞行营地》便将叙事空间拓展到了低空经济与农业结合的崭新领域,呈现出创意农业无限的可能性。《赶场》则将叙事空间聚焦于乡村集市这一城乡交汇的独特场域,在熙熙攘攘的赶场人群中,折射出乡土社会的经济生态与情感结构。
人物类型的更新。传统乡土文学塑造的农民形象主要是“传统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产者,他们的形象往往带有某种固定性和类型化特征。而创意农业催生了一大批“新农人”,他们可能是返乡创业的大学生、、城市白领,也可能是掌握新技术的职业农民、农业创客、乡村设计师、农产品品牌运营者。这些新的人物类型为文学人物画廊注入了新鲜血液。章继刚笔下的《种粮人》陈远志是,《雁归来》中的返乡创业者承载着城乡之间的精神往返,《驻村作家》则塑造了知识分子深入乡村、与土地产生深度联结的新型人物形象,《虾将军》中的人物则在特色水产养殖领域开拓出属于自己的天地。这些人物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而是具有多元身份、多重面向和丰富内心世界的当代个体。
故事冲突的升级。传统乡土文学的冲突主要是“人与自然的冲突”(天灾)和“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土地纠纷、家族矛盾)。而创意农业的叙事则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冲突类型,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技术与人文的冲突、城市与乡村的冲突、资本与土地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这些冲突更具时代性和戏剧性,也更能引发当代读者的共鸣。在《绝不气馁》中,主人公面对创业路上的重重困难,展现了新农人坚韧不拔的精神品格;《一元小店》则透过一家乡村小店的兴衰,折射出传统商业伦理与当代市场逻辑之间的张力与调适。
主题意蕴的深化。创意农业不仅仅是“怎么种地”的问题,它关涉到农业的本质、乡村的未来、人与自然的关系、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个体与时代的互动等一系列深层命题。这些命题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使作品能够在讲述故事的同时,展开对时代命题的深度思考。《成都故事》以一座城市的乡村变迁为背景,在都市与乡村的对话中探讨现代人的精神归宿;《甜品》则以轻盈的笔触触及乡村生活中被甜味所包裹的苦涩与希望。
地域文化的纵深呈现。创意农业深深植根于特定的地域文化土壤,每一种创意农业实践都与特定地方的自然条件、文化传统、社会生态密切相关。这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地域文化资源。章继刚的创作大多以四川为背景,从川菜文化到蜀地风情,从巴山蜀水到川西平原,作品呈现出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底蕴。30部中篇小说中,《回锅肉香》《宫保鸡丁》《鱼香肉丝》《麻婆豆腐》《水煮鱼》《辣子鸡》《毛血旺》《东坡肘子》《开水白菜》《红烧牛肉》《水煮肉片》《糖醋鲤鱼》《五香卤排骨》《火锅新娘》《古蔺麻辣鸡》《豆瓣鱼》《宜宾燃面》《天府第一蒸》等近二十部作品直接以川菜命名,将饮食文化作为透视乡村变迁、书写地域性格的重要窗口。这种对川菜的系统性文学呈现,在当代文学中形成了独特的风景。
“在场”是理解创意农业文学核心价值的关键概念。它不仅是一个理论范畴,更是一种创作态度和价值立场。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语境下,“在场”既是文学与现实关系的理论问题,也是文学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战略、回应时代命题的实践问题。创意农业文学正是在“在场”的自觉追求中,找到了自己独特的价值定位和美学路径。
“在场”是一个具有丰富理论内涵的概念。在哲学层面,“在场”(presence)指向存在本身,指向事物如其所是地显现。现象学传统中,“回到事物本身”的诉求本质上就是一种“在场”的追求——排除先入为主的观念,让事物以其本真状态呈现。在文学理论层面,“在场”则指向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文学如何“在场”于它所书写的生活世界,如何以其独特的方式呈现现实、介入现实、反思现实。
对于乡土文学而言,“在场”一直是一个核心命题。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差序格局”“熟人社会”等概念,为理解乡土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而文学对乡土中国的书写,始终面临着如何“在场”的问题——作家是否真正理解乡村?作品是否真实呈现了乡村?文学是否有效介入了乡村?这些问题贯穿了中国乡土文学的百年历程,从鲁迅的“揭出病苦”到赵树理的“问题小说”,从柳青的深入生活到路遥的城乡交叉地带书写,“在场”始终是衡量乡土文学价值的重要尺度。
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语境下,“在场”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它不仅是文学与现实关系的理论问题,更是文学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战略、回应时代命题的实践问题。文学如何“在场”于乡村振兴的宏大叙事?如何“在场”于农业转型的微观实践?如何“在场”于新农人群体的生命历程?这些问题构成了创意农业文学的核心关切,也成为评判其价值的重要标准。
创意农业文学对“在场”的理解,不是一种被动的“反映”或“再现”,而是一种主动的“参与”和“共建”。正如章继刚所实践的,作家不是坐在书斋里想象乡村,而是深入田间地头,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脚上沾泥”的过程中获得真切的生命体验和创作灵感。这种“在场”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是一种与土地、与农业、与新农人命运与共的深度连接。《驻村作家》正是这种“在场”理念的文学表达——主人公不再是乡村的“观察者”或“采访者”,而是乡村生活的“参与者”和“共建者”,这种身份的转变,折射出创意农业文学对“在场”的深层理解。
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对文学提出了新的“在场”要求。这些要求不是外在的强加,而是时代对文学的呼唤,是现实对创作的期待。
其一,文学需要对乡村变革的“在场”观察。乡村振兴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一场正在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革。从产业振兴到人才振兴,从文化振兴到生态振兴,从组织振兴到基层治理,乡村的每一个层面都在经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广度和深度,堪与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山乡巨变”相媲美。文学如果缺席于这场变革,不仅是一种创作上的遗憾,更是一种责任上的缺失。乡村变革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要求作家必须深入其中,以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力,捕捉变革的脉动,呈现变革的面貌。《赶场》通过对乡村集市这一微观空间的书写,折射出整个乡村社会在转型期的人来人往、物资流通与情感交换;《一元小店》则透过一家小店在时代浪潮中的沉浮,呈现了乡村商业生态的深刻变迁。
其二,文学需要对农业实践的“在场”理解。农业正在经历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再到创意农业的深刻转型。科技农业、数字农业、生态农业、创意农业等新型业态不断涌现,农业的生产方式、经营模式、产业形态都在发生根本性变化。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智能装备等现代科技正在深刻改变着农业的面貌。文学如果对这些变化缺乏理解,就不可能写出真正的“时代之书”。农业实践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要求作家必须具备相应的知识储备和实践经验,否则就可能沦为“外行看热闹”式的浮泛描写。《虾将军》中对特色水产养殖的技术细节与市场逻辑的呈现,《天府粮仓》中对粮食安全战略与现代农业科技的书写,都显示了作家对农业实践的专业理解。
其三,文学需要对新农人群体的“在场”共情。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人。返乡创业的青年、扎根乡村的科技工作者、投身农业的新型职业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基层干部、致力于乡村文化建设的艺术家——这些新农人群体构成了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他们有梦想、有困惑、有坚持、有挣扎,他们的生命故事充满了时代的张力与人性的温度。文学如果不能深入他们的内心世界,不能理解他们的选择与挣扎、梦想与困境,就不可能写出有温度、有深度的作品。“在场”的共情,要求作家不仅要“看到”这些人,更要“理解”这些人,与他们的生命经验产生深度的共鸣。《种粮人》中陈远志的心路历程、《雁归来》中返乡者的精神困境、《绝不气馁》中创业者的坚持与彷徨,都是这种“在场”共情的文学呈现。
其四,文学需要对乡村文化的“在场”传承。乡村不仅是生产空间,更是文化空间。农耕文明孕育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从耕作制度到民俗节庆,从传统手艺到民间艺术,从乡土建筑到村落景观。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如何传承和活化这些文化遗产,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有责任对乡村文化进行“在场”的记录、呈现和传承,让乡村的文化根脉在变革中得以延续和发展。《天府第一蒸》以川西农村传统宴席“九大碗”为叙事线索,在美食的描写中呈现乡村社会的人情网络与文化记忆;《火锅新娘》则将火锅这一川味符号与乡村婚恋文化相结合,在烟火气中书写文化的传承与变迁。
创意农业文学正是对上述“在场”要求的一种积极回应。它以自身的创作实践,探索着文学“在场”于乡村振兴的多种可能路径。
从观察的“在场”来看,创意农业文学的创作者不是坐在书斋里想象乡村,而是深入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观察和体验。章继刚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实践:“我不是在做学问,我是在大地上认字。每一垄田埂都是一行诗,每一道炊烟都是一个标点。鸡鸣是逗号,犬吠是惊叹号,池塘里的涟漪是省略号。”二十年间,他走遍大江南北的田间地头,拍满了上百个胶卷,写满了几十本笔记本。这种“脚上沾泥”的写作方式,正是“在场”观察的生动体现。2026年2月6日在福田大古村的采写,正是这种长期积累的一个缩影——在草莓丰收的季节,深入古村现场,记录下乡村振兴一线的鲜活故事。
从理解的“在场”来看,创意农业文学不是对农业的表面描摹,而是深入农业转型的内在机理。以《种粮人》为例,小说不仅描写了主人公陈远志种地的过程,更深入呈现了现代农业的运作逻辑——“现在的农业不是以前的农业了,要靠科技、靠机械、靠脑子,不能再靠老天爷赏饭吃”。作品对农业补贴政策、土地流转制度、粮食收储机制、农业保险体系等专业内容的呈现,显示了作家对农业问题的深度理解。《天府粮仓》则将农业实践置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宏大视野中,在个体命运与国家叙事的交织中,呈现了创意农业文学对农业问题的宏观把握与微观呈现的统一。这种对农业内在逻辑的理解,使作品超越了简单的“田园牧歌”式书写,呈现出对农业现代化的深度把握。
从共情的“在场”来看,创意农业文学聚焦新农人群体的生命体验,深入他们的内心世界。《种粮人》中的陈远志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受苦农民”,而是一个主动选择回归土地的现代人。他有迷茫、有挫折、有坚持、有成长,他的生命历程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雁归来》中的返乡创业者也经历了从城市到乡村、从迷茫到坚定的心路历程。《驻村作家》则以知识分子的视角切入乡村,在“外来者”与“在地者”的互动中,呈现了不同人群对乡村的想象与理解、隔阂与融合。这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开掘,使创意农业文学具有了强烈的共情力量——读者不仅能“看到”这些人,更能“感受”这些人。
从传承的“在场”来看,创意农业文学以文学的方式记录和传承乡村文化。《开水白菜》不仅是一道菜的故事,更是川菜文化、农耕智慧、匠人精神的文化档案;《回锅肉香》以一道家常菜为入口,书写了川西平原的市井生活与文化性格;《天府第一蒸》则通过对乡村宴席的完整呈现,为正在消逝的乡村饮食礼仪留下了珍贵的文学记录。通过这些作品,乡村文化的根脉得以在文学中延续,地方性的知识得以在叙事中保存。
创意农业文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类型,在叙事层面呈现出与传统乡土文学明显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不仅体现了创意农业文学的艺术独特性,也构成了其对“在场”命题的叙事回应。从人物塑造到情节结构,从空间书写到语言风格,创意农业文学正在构建一套属于自己的叙事范式。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上,“农民”形象走过了漫长的路——鲁迅笔下的闰土,赵树理小说中的小二黑,柳青《创业史》里的梁生宝,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陈忠实《白鹿原》中的白嘉轩。每一个时代的乡土文学,都在塑造属于那个时代的农民形象。创意农业文学则贡献了一群崭新的面孔——新农人。章继刚笔下的40篇短篇小说和30部中篇小说,构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新农人群像图。
新农人之“新”,首先体现在身份的主动性上。传统乡土文学中的农民,大多是被动承受命运的角色——闰土的麻木、小二黑的淳朴、梁生宝的奋斗、孙少安的挣扎,他们的命运更多是由外部环境决定的。而创意农业文学中的新农人,则是主动选择的结果。《种粮人》中的陈远志退伍十年,“当过保安,跑过销售,开过货车,卖过化肥,干啥啥不成”,最终他主动选择了种地。他不是因为无路可走才种地,而是在经历了城市打工的漂泊之后,“选择”了种地。《雁归来》中的主人公同样经历了从“逃离”到“归来”的心路历程,这种归来不是被迫的,而是主动的、清醒的选择。《驻村作家》中的知识分子则是主动选择深入乡村,在陌生的土地上寻找精神的根脉与创作的源泉。这种“选择”的主动性,构成了新农人形象最核心的精神特质。
新农人之“新”,还体现在能力的复合性上。传统农民的形象往往是单一维度的——会种地,但不懂市场;懂农事,但不懂技术。而创意农业文学中的新农人,则是复合型人才。陈远志不仅懂农业技术,还懂市场规律、懂经营管理、懂品牌建设。《虾将军》中的主人公不仅要掌握特色水产的养殖技术,还要了解市场供需、品牌运营、电商销售等一系列现代经营知识。《天府粮仓》中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则是集生产者、管理者、经营者于一身的复合型角色。这种复合型能力,使新农人形象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他们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的真实写照。
新农人之“新”,更体现在视野的开放性上。传统农民的形象往往是封闭的——一辈子守着一亩三分地,视野不出村庄。而创意农业文学中的新农人,则具有开放的视野和全球化的眼光。他们既扎根土地,又面向市场;既传承农耕文化,又拥抱现代科技;既立足乡土,又连接世界。《雁归来》中的返乡者带着城市的经验与视野回到乡村,在两种文明的对话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赶场》中的人物则在乡村集市的方寸之地连接着外面的广阔世界——赶场不仅是买卖,更是信息交换、观念碰撞、价值重塑的空间。这些新农人形象,打破了传统乡土文学中农民形象的单一性和封闭性,呈现出丰富多元的时代面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章继刚塑造的新农人形象包含了大量川菜文化语境中的创业者。30部中篇小说中,以川菜命名的作品占据了绝大多数——《回锅肉香》中的厨师、《酸菜鱼》中的餐饮创业者、《天府第一蒸》中的乡村大厨、《厨师长》中的厨房管理者、《麻婆豆腐》中的豆腐匠人、《宫保鸡丁》中的乡村厨艺传人、《鱼香肉丝》中的农家乐经营者、《开水白菜》中的川菜大师、《东坡肘子》中的传统烹饪继承者、《古蔺麻辣鸡》中的地方美食推手、《豆瓣鱼》中的乡村饭店女主人、《冷吃兔》中的休闲食品创业者、《五香卤排骨》中的卤味世家传人、《火锅新娘》中将火锅与婚恋相结合的创意经营者。这些人物将传统川菜技艺与当代市场需求相结合,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构成了创意农业文学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宜宾燃面》则以一碗燃面为线索,书写了一个地方特色小吃如何走向品牌化、产业化的创业故事。川菜文化成为透视新农人精神世界的重要窗口,也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文化桥梁。
传统乡土文学中,“逃离”是一个重要的叙事母题——农民逃离土地、逃离乡村、逃离贫困。从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到路遥的《人生》,从贾平凹的《浮躁》到刘震云的《一地鸡毛》,“逃离”构成了一条贯穿性的叙事线索。这种“逃离”叙事,折射的是城乡二元结构下乡村的困境与农民的无奈——土地承载不了梦想,乡村提供不了未来,农民被迫背井离乡。
创意农业文学的叙事则呈现出一个重要的转向——从“逃离”到“回归”。《种粮人》的叙事结构可以概括为“返乡—受挫—坚持—成长—超越”五个阶段。与传统的“归去来兮”式返乡叙事不同,陈远志的返乡不是一次性的、决定性的回归,而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他经历了最初的理想主义热情,遭遇了现实的挫折和打击,在坚持中逐渐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和方向,最终实现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这种“回归”叙事之所以值得关注,在于它颠覆了传统乡土文学的一个基本预设——乡村是落后的、需要逃离的,城市是先进的、值得奔赴的。创意农业文学中的“回归”,不是对城市的否定,也不是对乡村的浪漫化想象,而是在经历了城市文明的洗礼之后,对土地价值的重新发现和主动选择。陈远志带回来的不是一张失败者的沮丧面孔,而是一种在部队培养出的纪律性、执行力,以及在城市打工生涯中积累的见识和对市场的理解。他的“回归”是一种带着现代经验和现代意识的“回归”,是一种“再乡土化”的过程——在经历了“去乡土化”之后,以新的姿态重新扎根乡土。
在章继刚的创作谱系中,“回归”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叙事母题。《雁归来》的标题本身就是一个隐喻——大雁归来,不仅是候鸟的迁徙,更是人心的回归。《驻村作家》中的知识分子看似是“外来者”,却在对乡村的深度介入中完成了精神的“回归”——回到土地的伦理、回到朴素的生活、回到创作的初心。《绝不气馁》中的创业者在经历了失败之后仍然选择坚守,这种“不离开”本身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回归。《赶场》中的人物在来来往往的赶场路上,也蕴含着对乡村生活方式的选择与坚守。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一种“回归叙事”的文学谱系,记录了当代人在城乡之间的精神往返和最终选择。
这种“回归”叙事的出现,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密切相关。当政策、资本、技术、人才开始向乡村回流,当乡村不再是“被遗忘的角落”而是“充满机遇的田野”,当农业不再是一种“没出息”的职业而是一种“有前途”的事业,文学中的“回归”就不再是一个人的偶然选择,而是一个时代的必然趋势。创意农业文学捕捉到了这一趋势,并将其转化为富有感染力的叙事。
创意农业文学的另一个重要叙事特征,是产业叙事与风物美学的有机融合。这种融合既拓展了文学的表现领域,也创造了独特的审美体验。
传统乡土文学的叙事重心,往往是“风物”——乡村的自然风光、民俗风情、人情世故。从沈从文的湘西到汪曾祺的高邮,从孙犁的白洋淀到贾平凹的商州,乡土文学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对“风物”的细腻书写。但这种风物书写有时会滑向一种“去时间化”的怀旧——乡村被描绘成一个永恒的、不变的存在,仿佛时间在乡村是停滞的,现代性尚未抵达这片土地。
创意农业文学则在风物书写中引入了“产业”的维度。它不是将乡村作为一个静止的审美对象来凝视,而是将乡村作为一个动态的、正在发生变革的经济社会空间来呈现。《天府粮仓》以四川作为国家战略储备粮基地为背景,将稻田的风光之美与粮食安全的战略意义相结合——稻田不仅是“风景”,更是“产业”;不仅是“景观”,更是“国本”。作品不仅描写了稻浪翻滚的壮观景象、农人劳作的辛勤身影,更深入呈现了现代农业的产业逻辑——从高标准农田建设到智能灌溉系统,从良种推广到机械化作业,从粮食收储到品牌营销。
《种粮人》同样体现了产业叙事与风物美学的融合。陈远志种粮的故事,既是对土地、对庄稼、对四季轮回的诗意呈现——春种、夏耘、秋收、冬藏,每一个节气都有它的节奏和韵律;同时也是对粮食产业运作逻辑的深入揭示——土地流转、农业贷款、粮食补贴、市场波动、品牌打造,每一个环节都有它的规则和门道。作品中的土地不是抽象的“田园”,而是具体的、承载着产业功能的“生产资料”;粮食不是单纯的“风物”,而是承载着市场逻辑、政策导向、技术变革的“产业对象”。
在章继刚的创作中,这种产业叙事与风物美学的融合尤为突出。《酸菜鱼》将一道川菜的烹饪过程与酸菜种植、水产养殖等农业产业链条紧密连接,在一道菜的背后呈现出一个完整的产业生态系统。《回锅肉香》中的回锅肉不仅是川菜的代表,更连接着生猪养殖、豆瓣制作、蒜苗种植等多个农业环节。《天府第一蒸》中的“九大碗”不仅是乡村宴席的饮食风物,更连接着食材生产、加工制作、餐饮服务等完整的产业链。这些作品中的风物不再是脱离生产逻辑的纯粹审美对象,而是与产业发展、经济转型深度绑定的“活态存在”。
《赶场》则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产业叙事视角——乡村集市作为农产品流通的关键环节,既是风物汇聚之地,也是产业运转之所。在熙熙攘攘的赶场场景中,农产品从田间走向市场,从生产者手中流转到消费者手中,集市成为连接生产与消费、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枢纽空间。作品以文学的方式呈现了农业产业链中流通环节的生动图景。
产业叙事与风物美学的融合,使创意农业文学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叙事张力。一方面,它有对土地、对自然、对传统的深情凝视——这种凝视带着文学的敏感和温度;另一方面,它有对市场、对技术、对变革的理性思考——这种思考带着对现实的尊重和理解。这种张力不是割裂的,而是有机统一的——文字兼具“泥土芬芳”与“时代质感”,既描写了农业生产的细节,又融入了对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个体与时代的深度思考。正是在这种张力中,创意农业文学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审美表达。
创意农业文学在地域文化的呈现上,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以章继刚的创作为例,其作品大多以四川乡村为背景,铺开了一张以四川乡村为轴心的文学地图。这张地图上,川菜文化、非遗传统、乡土记忆、市井生活交相辉映,构成了一个丰富而独特的美学世界。
川味文化是这些作品最鲜明的底色。30部中篇小说中,直接以川菜命名的作品近二十部——《回锅肉香》《酸菜鱼》《麻婆豆腐》《宫保鸡丁》《鱼香肉丝》《天府第一蒸》《水煮鱼》《辣子鸡》《毛血旺》《东坡肘子》《开水白菜》《红烧牛肉》《水煮肉片》《糖醋鲤鱼》《五香卤排骨》《火锅新娘》《古蔺麻辣鸡》《豆瓣鱼》《宜宾燃面》《冷吃兔》等,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川菜文学谱系。这种对川菜的系统性书写,在当代文学中实属罕见——它不仅仅是在“写吃”,更是在以吃为切入点,书写川人的生活哲学、川地的文化密码、川味的身份认同。
但创意农业文学对川味文化的书写,不是简单的“美食描写”,而是将饮食文化与农业生产、乡村产业、地域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酸菜鱼》中的酸菜连接着川西坝子的蔬菜种植传统,鱼鲜连接着巴蜀水乡的渔业资源;《豆瓣鱼》中的豆瓣酱承载着郫县豆瓣这一国家级非遗的酿造智慧;《古蔺麻辣鸡》则将地方特产与乡村振兴的产业实践相结合,书写了一个地理标志产品如何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引擎。《开水白菜》以一道看似简单实则繁复的名菜为叙事核心,在“煮乾坤”的过程中呈现了川菜“百菜百味”的文化哲学与“一菜一格”的匠人精神。
金钱板作品的创作,更是创意农业文学在形式上的大胆创新。《糖醋排骨》《回锅肉》《酸菜鱼》《宜宾燃面》《宫保鸡丁》《鱼香肉丝》《水煮肉片》《麻婆豆腐》《天府第一蒸》《水煮鱼》等10部金钱板作品,将川菜文化与四川传统曲艺形式相结合,创造出一种“舌尖上的节奏”与“舌尖上的韵律”相交织的独特艺术效果。金钱板作为四川传统说唱艺术,本身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其与川菜主题相结合,实现了非遗之间的“跨界对线日,章继刚在成都至泸州的高铁上创作了第一篇金钱板作品《糖醋排骨》和第一篇同名童话故事《糖醋排骨》,这种在流动空间中捕捉灵感、在旅途行进中完成创作的姿态,本身就是创意农业文学“在场”精神的生动写照。
短篇小说中的非遗书写同样值得关注。除了直接以《搪瓷咖啡奇遇记》为代表的器物叙事外,创意农业文学中的非遗表达往往融入了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川菜制作技艺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章继刚的作品中不仅是被书写的对象,更是叙事的载体和情感的容器。《老宅来了个艺术家》将乡村老宅与当代艺术并置,呈现出传统空间被创意激活的可能性——当艺术家住进老宅,老宅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成为一个文化碰撞的场域。作品中的老宅承载着乡土建筑的文化记忆,而艺术家的介入则为这种记忆注入了当代的生命力。《二十五味》则将川菜二十四味包进粽子,在传统与现代的嫁接中呈现出文化的活力与可能性——二十四味是川菜的味型谱系,粽子是端午的文化符号,两者的相遇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表达,体现了传统文化在当代生活中的创造性转化。
《成都故事》则在更大的地理尺度上书写了川味文化的城市维度——成都不只是川菜的诞生地,更是川菜文化传播与创新的中心。作品将乡村食材与城市餐桌、田间劳作与都市消费连接起来,呈现了川味文化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与循环。这种从田间到餐桌、从乡村到城市的完整叙事链条,使创意农业文学对川味文化的书写具有了更为宏阔的视野。
这种地域文化的书写方式,使创意农业文学具有了鲜明的辨识度。它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乡村叙事,而是扎根于特定地域、特定文化土壤的“在地”书写。这种“在地性”,正是“在场”的题中应有之义——它不是抽象的“在场”,而是具体的、地方性的、充满烟火气的“在场”。
创意农业文学在文体形态上展现出令人瞩目的多元性与跨界性。章继刚的创作不仅涵盖了传统的小说、报告文学、评论等文体,更拓展到了金钱板、电影剧本、童话故事、说唱作品等多种形式,形成了一种跨文体、跨媒介的叙事景观。这种文体多元性本身,就是创意农业文学“创意”精神在形式层面的体现。
中篇小说的叙事容量。30部中篇小说构成了章继刚创意农业文学创作的主体部分。这些作品在篇幅上既有足够的叙事空间展开复杂的人物命运和故事情节,又保持了叙事的紧凑性和节奏感。从《假如我与莫言是朋友》的文学想象到《驻村作家》的乡村书写,从《赶场》的市井生态到《回锅肉香》的饮食叙事,从《雁归来》的精神返乡到《绝不气馁》的创业坚守,从《一元小店》的微观生态到《天府粮仓》的宏大叙事,中篇小说的体量为创意农业文学提供了适宜的叙事容器。值得注意的是,30部作品中绝大多数以川菜或四川文化为主题,形成了一个主题高度集中、风格相对统一的创作序列,这种主题的聚焦本身就是一种自觉的文学策略——以川菜为入口,书写四川乡村、四川文化、四川人的精神世界。
短篇小说的快速反应。40部短篇小说则体现了创意农业文学对现实的敏锐捕捉和快速反应能力。短篇小说的篇幅虽小,但如同一幅幅速写,以精炼的笔触捕捉乡村振兴一线的鲜活瞬间。《搪瓷咖啡奇遇记》创作于2026年6月8日,短篇小说的形式使其能够迅速回应现实、记录当下。《本想当个阅读大使,结果成了全村笑料》以幽默的笔触呈现了文化下乡的尴尬与温情;《“麦王”侯三姐》为新时代女农人立传;《老农民张二叔“飘”了》记录了传统农民在时代变革中的困惑与成长;《刘快嘴记》聚焦乡村治理中的制度变迁;《相亲角》折射了乡村婚恋生态的变化;《认养农业》呈现了互联网时代农业经营模式的创新;《老宅来了个艺术家》书写了艺术介入乡村的多种可能。这些短篇作品以轻巧的体量承载着乡村社会变迁的丰富信息,构成了创意农业文学的“新闻体”书写。
报告文学的现场记录。2026年2月6日,章继刚在成都东部新区福田大古村创作的第一篇报告文学《莓红时节访古村》,标志着创意农业文学的正式发轫。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强调“现场性”和“真实性”,与创意农业文学的“在场”追求天然契合。在草莓丰收的季节,作家深入古村现场,以新闻的敏锐和文学的笔触,记录了乡村振兴一线的鲜活故事。《莓红时节访古村》的开创性意义不仅在于它是创意农业文学的第一篇作品,更在于它为后续所有创作确立了“在现场”的基本创作方法——不虚构、不悬浮、不隔膜,直面土地、直面农业、直面新农人。
金钱板与传统曲艺的当代转化。10部金钱板作品将川菜主题与四川传统曲艺形式相结合,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文学转化。《糖醋排骨》《回锅肉》《酸菜鱼》《宜宾燃面》《宫保鸡丁》《鱼香肉丝》《水煮肉片》《麻婆豆腐》《天府第一蒸》《水煮鱼》等金钱板作品在韵律和节奏中呈现出川菜的文化韵味,使创意农业文学获得了口头传播和舞台呈现的可能。金钱板的说唱形式赋予了川菜叙事以声音的维度——“舌尖上的味道”转化为“舌尖上的节奏”,食物的色香味形在说唱的韵律中获得了全新的艺术呈现。2026年6月18日,章继刚在成都至泸州的高铁上完成了首批金钱板作品和童话故事的创作,这种在交通工具上完成创作的“移动写作”方式,本身就是创意农业文学“在场”理念的延伸——即使在流动中,作家也保持着与土地的连接、对生活的观察。
电影剧本的视觉拓展。4部电影剧本——《回锅肉》(根据同名中篇小说改编)《驻村作家》《赶场》《雁归来》,则将创意农业文学向视听领域延伸,探索了文学叙事与影视表达的互动可能。电影剧本的改编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跨媒介的叙事转换——从文字到影像、从阅读到观看、从个体想象到公共呈现。这种视觉拓展使创意农业文学的影响力不再局限于文学读者群体,而是有可能通过影视媒介触达更广泛的受众。
童话故事的受众拓展。《糖醋排骨》《回锅肉》两篇童话故事,将创意农业文学的受众群体拓展到了儿童和青少年,使“从土地长出来的故事”能够传递给更年轻的读者。童话的形式赋予了川菜故事以奇幻的色彩和想象的自由,让饮食文化以更亲切、更有趣的方式进入下一代的精神世界。这种受众的下沉与拓展,体现了创意农业文学在传播上的长远眼光。
说唱作品的时代新声。2026年6月25日创作的说唱作品《回锅肉》,则将川菜文化与当代青年最喜爱的流行文化形式相结合,以说唱的节奏和韵律呈现回锅肉的文化故事,使创意农业文学获得了与年轻一代对话的能力。从金钱板到说唱,从传统曲艺到现代音乐,创意农业文学在形式上实现了跨越数百年的对话。
这种文体多元化的创作实践,使创意农业文学在叙事形态上呈现出开放性和实验性。它不拘泥于某一种固定的文体范式,而是根据不同主题、不同受众、不同传播渠道灵活选择最适宜的文体形式。这种文体自觉,本身就是创意农业文学走向成熟的标志。
创意农业文学的兴起,不仅是文学题材的拓展,更是文学范式的转换。它以全新的创作理念和叙事实践,对传统乡土文学进行了重要的超越与拓展,同时为文学赋能乡村振兴提供了可操作的路径,并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出鲜明的理论自觉。
创意农业文学的出现,标志着乡土文学的一次重要范式转换。这种转换不是对传统的否定,而是在传统基础上的超越与拓展。
传统乡土文学的叙事范式,可以概括为“怀旧—批判”的双重结构。一方面,它以怀旧的笔触描绘乡村的美好——田园风光、淳朴民风、传统美德,这种怀旧往往带有某种理想化和浪漫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它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乡村的困境——贫困、愚昧、落后,这种批判往往带有某种启蒙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立场。这种双重结构在特定历史时期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但也逐渐暴露出其局限性——当乡村本身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时,单纯的“怀旧”和“批判”都不足以回应现实的复杂性。怀旧容易滑向逃避,批判容易滑向居高临下。
创意农业文学则提供了一种新的叙事范式“参与—建构”。它不是站在外部审视乡村,而是站在内部参与乡村的变革;不是仅仅揭示问题,而是呈现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不是将乡村作为一个“他者”来观看,而是将乡村作为一个“我们”来共建。《驻村作家》中,知识分子的角色从“观察者”转变为“参与者”,从“书写者”转变为“共建者”,这种转变正是新范式的文学表达。这种范式的转换,使创意农业文学具有了传统乡土文学所缺乏的建设性和前瞻性。它不是在“消费”乡村,而是在“建设”乡村;不是在“利用”乡村题材,而是在“参与”乡村变革。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创意农业文学是一种“歌功颂德”式的写作。它同样有批判的锋芒,只是这种批判不是站在外部指手画脚,而是站在内部感同身受。《种粮人》中陈远志种地的十年历程并非一帆风顺,他同样面临资金困难、技术瓶颈、市场风险等一系列问题。《绝不气馁》中的创业者面对接二连三的失败,同样有着痛苦、彷徨和自我怀疑。《一元小店》在时代浪潮中的挣扎与坚守,同样折射出乡村商业生态的脆弱与坚韧。但作品没有停留在“问题暴露”的层面,而是进一步呈现了“问题解决”的可能性——通过科技、通过创意、通过坚持、通过政策支持、通过社会协作。《绝不气馁》的标题本身就是一个宣言——面对困难不放弃,面对挫折不气馁,这种建设性的态度正是创意农业文学的精神底色。
从“向后看”到“向前看”的转向。传统乡土文学往往带有“向后看”的倾向——缅怀正在消逝的乡土社会,伤感于传统价值的瓦解。而创意农业文学则是“向前看”的——它关注的是乡村的未来,是农业的转型,是新农人的成长。这种“向前看”的姿态,使创意农业文学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和开放性。《雁归来》不是感伤于乡村的凋敝,而是欣喜于人才的回归;《天府粮仓》不是哀叹于传统的失落,而是呈现于现代化的机遇。
从“城乡对立”到“城乡融合”的转向。传统乡土文学往往预设了城乡对立的框架——城市是压榨乡村的、异化人性的;乡村是被压榨的、保存人性的。而创意农业文学则超越了这种二元对立的框架,呈现了城乡融合的可能性——城市的资本、技术、人才可以赋能乡村,乡村的自然、文化、传统可以滋养城市。《赶场》中集市上城乡人群的交汇与互动,《驻村作家》中知识分子与村民的相互学习与共同成长,都是这种融合视野的具体呈现。
从“文化怀旧”到“文化创造”的转向。传统乡土文学往往倾向于文化怀旧——将乡村文化视为一种需要保护、挽留的遗产。而创意农业文学则更强调文化创造——乡村文化不仅是被保护的“遗产”,更是可以被激活、被转化的“资源”。《二十五味》中的粽子创新、《开水白菜》中的厨艺传承与创新、《搪瓷咖啡奇遇记》中的器物再造,都体现了非遗可以活化、传统可以创新、乡土文化可以在当代生活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创意农业文学的实践,为我们思考文学如何“赋能”乡村振兴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可操作的路径。
其一,文学可以为乡村产业“讲故事”。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产业振兴,而产业振兴需要品牌建设,品牌建设需要“讲故事”。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农产品的竞争已经不仅是质量和价格的竞争,更是文化和情感的竞争。一个有故事的农产品,更容易获得消费者的情感认同和品牌忠诚。章继刚的创作中,《开水白菜》以一道国宴名菜的文化渊源为叙事核心,为川菜文化产业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宜宾燃面》以一个地方特色小吃的创业故事为线索,书写了地方美食品牌化的可能路径;《古蔺麻辣鸡》将地理标志产品的品牌故事与乡村振兴的产业实践相结合;《豆瓣鱼》则围绕郫县豆瓣这一国家级非遗,讲述了传统调味品在当代餐饮市场中的创新之路。文学通过讲述产业故事,赋予农产品以文化内涵和情感价值,从而实现“品牌赋能”。《大蒜咖啡》《苹果丝瓜》《高粱汤圆》等作品,更是直接将创意农产品的品牌故事文学化,为农产品的市场推广提供了独特的文化支撑。《酸菜鱼》中那道名菜背后的创业故事,《回锅肉香》中那盘家常菜背后的家庭传承,都以文学的方式为乡村产业注入了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
其二,文学可以为乡村文化“存记忆”。乡村振兴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更是文化复兴。在快速变化的社会转型期,许多乡村文化记忆正在加速消失。创意农业文学通过对农耕文化、乡土记忆、非遗传统的书写,为乡村文化“存史”和“传薪”。《天府第一蒸》通过对川西农村传统宴席“九大碗”的完整呈现,为正在消逝的乡村饮食礼仪留下了珍贵的文学档案;《赶场》通过对乡村集市这一即将被超市和电商取代的传统交易形态的书写,记录了乡土社会独特的市井文化与人际网络;《老宅来了个艺术家》则记录了传统乡村建筑在当代被赋予新功能的可能。短篇小说中的《烙馍奶奶的科目三》将传统面食制作技艺与当代生活并置,记录了传统手艺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变形。《皇家琉璃》聚焦传统工艺的文化记忆,为即将失传的技艺留下了文学见证。《窑火不息》则以陶瓷文化为主题,书写了传统窑火的生生不息与当代转化。
其三,文学可以为新农人“立传”。新农人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但他们的故事往往不被看见、不被记录。创意农业文学以新农人为叙事主角,为这一新兴群体“立传”,使他们的奋斗与成长被看见、被铭记。《种粮人》为陈远志立传——《种粮人》中陈远志的十年种粮路,是一个人的成长史,也是一代新农人的精神史;《雁归来》为返乡创业者立传——《雁归来》中的雁,是归来的游子,也是归来的梦想;《驻村作家》为知识分子参与乡村建设立传;《绝不气馁》为不向命运低头的创业者立传。短篇小说中,《“麦王”侯三姐》为新时代女农人立传,《老农民张二叔“飘”了》为传统农民转型立传,《摩梭姑娘苏灵儿》为少数民族女性创业立传,《走出大山》为走出又回来的新一代青年立传。这种“立传”行为,既是对个体的尊重,也是对时代的记录。
其四,文学可以为乡村振兴“聚共识”。乡村振兴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和支持,而文学可以通过唤起情感共鸣、凝聚价值共识,为乡村振兴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创意农业文学将乡村振兴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更多人理解乡村、关注乡村、支持乡村,从而实现“共识赋能”。《认养农业》呈现了城市消费者与乡村生产者之间的新型连接关系,让城市读者看到自己也可以通过“认养”的方式参与乡村振兴;《相亲角》折射了乡村婚恋生态的变化,让读者在关注个人命运的同时理解乡村社会的深层变迁;《赶场》记录了乡村集市作为城乡交汇点的独特功能;《一元小店》让读者看到乡村商业的坚守与转型。这些作品让城市读者看到乡村的活力与机遇,让农村读者看到乡村的希望与未来,在城乡之间搭建起理解与沟通的桥梁。
其五,文学可以为乡村治理“供智慧”。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发展,更是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创意农业文学通过对乡村治理实践的书写,为乡村治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反思。《驻村作家》记录了文化力量参与乡村治理的可能性——一个作家的驻村,带来的不仅是文学,更是新的思维方式、新的交流方式和新的发展可能。《一元小店》书写了乡村商业伦理与社区信任的重建——在一切都可以线上交易的今天,实体小店作为社区交往空间的价值重新被发现。《刘快嘴记》以轻松的笔触呈现了乡村行政服务的效率提升过程,折射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微观图景。《柳逢春的五千块罚单》则聚焦乡村基层干部的治理困境与成长,在制度与人情的张力中呈现乡村治理的复杂性。这些作品虽然以文学的面目出现,但其中蕴含的对乡村治理问题的思考,具有超越文学本身的实践价值。
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类型,创意农业文学从一开始就表现出鲜明的理论自觉。它不是自发的、零散的创作实践,而是在明确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自觉探索。这种理论自觉,使创意农业文学在诞生之初就具有了清晰的自我意识和明确的发展方向。
这种理论自觉首先体现在概念的自创性上。“创意农业文学”这个概念,不是从既有文学理论中衍生出来的,而是从创意农业的实践中“长”出来的。章继刚在完成了《创意农业学》《田园革命》等理论著作之后,意识到“理论是写给专家看的,故事是写给老百姓看的”,于是决心“用故事包裹真理,用人物传递思想,用情节播种创意”。创意农业文学由此发轫。这种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的往复循环,使创意农业文学具有了深厚的学理基础和明确的实践指向。创意农业文学不是为了“写”而“写”,而是为了“参与”而“写”,为了“赋能”而“写”,为了“在场”而“写”。
这种理论自觉还体现在创作的系统性上。创意农业文学不是单篇作品的偶然集合,而是一个有意识、有规划的系统工程。从2026年2月6日第一篇报告文学《莓红时节访古村》的创作开始,到30部中篇小说、40部短篇小说、10部金钱板作品、4部电影剧本、2篇童线部说唱作品的陆续完成,创意农业文学呈现出清晰的创作脉络和体系化的结构。30部中篇小说以川菜文化为主线部短篇小说以乡村变革的多个侧面为纬线部金钱板作品以传统曲艺形式呈现川味文化,4部电影剧本以视觉媒介拓展文学影响力——这种系统性规划使创意农业文学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形成规模效应和集群效应,迅速确立其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的整体面貌和基本特征。
这种理论自觉更体现在批评的同步性上。创意农业文学在创作的同时,就有相应的理论批评跟进——《雁归何处是吾乡——评章继刚中篇小说〈雁归来〉》《土地的抒情诗与现代农民创业史——评章继刚短篇小说〈种粮人〉》《在“开水”中煮沸乾坤:论〈开水白菜〉的文化记忆、时间哲学与心灵归途》等3部评论作品,对创意农业文学的代表作品进行了及时的、深入的批评阐释。这种“创作—理论—批评”的同步推进,使创意农业文学从一开始就具有了自我反思和自我完善的能力,避免了新兴文学类型常见的“野蛮生长”问题。
这种理论自觉还体现在文体的创新性上。创意农业文学不拘泥于某一种固定的文体范式,而是根据创作需要灵活运用多种文体——小说、报告文学、金钱板、童话、电影剧本、说唱等。这种文体多元化的自觉探索,使创意农业文学在形式层面也具有了鲜明的创新特征。金钱板作品将川菜文化与四川曲艺相结合,童话故事将农业主题与儿童文学相嫁接,电影剧本将文学叙事与影视表达相沟通,说唱作品将乡村故事与流行文化相融合——这些跨界的文体实验,拓展了创意农业文学的传播渠道和受众群体,也丰富了其艺术表现力。
其六,文学可以为乡村振兴“引人才”。乡村振兴最根本的瓶颈之一是人才匮乏。创意农业文学通过对乡村价值的文学呈现、对新农人形象的文学塑造、对乡村机遇的文学表达,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影响读者的价值判断和人生选择。《驻村作家》中知识分子的乡村实践,《雁归来》中返乡青年的精神成长,《种粮人》中新农人的事业成就,都在文学层面上证明了乡村可以成为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这种文学的力量虽然无形,却可能在读者的心中种下一颗“回到乡村”的种子。当更多的年轻人通过文学作品看到乡村的希望与可能,他们或许会更愿意将目光投向那片充满机遇的土地。这正是创意农业文学在更深层面上对乡村振兴的“赋能”——不仅是“讲故事”,更是“引人才”;不仅是“写时代”,更是“创未来”。
创意农业文学的兴起,是乡村振兴时代文学与土地的一次深刻遇合。它以农业为基础、以创意为方法、以文学为媒介,致力于书写当代中国农业转型过程中个体命运与土地关系的深刻变迁。通过对新农人形象的重构、对“回归”叙事的开创、对产业叙事与风物美学的融合、对川味文化的深度呈现、对多元文体的跨界实验,创意农业文学在叙事层面实现了对传统乡土文学的重要超越,在“在场”层面实现了对乡村振兴时代命题的有效回应。从2026年2月6日章继刚在成都东部新区福田大古村创作第一篇报告文学《莓红时节访古村》至今,短短数月间,创意农业文学已经形成了一个包含30部中篇小说、40部短篇小说、10部金钱板作品、5部电影剧本、2篇童线部评论作品的庞大创作体系,这种生长速度和发展态势本身,就说明了这一文学类型与时代需求的深度契合。
然而,创意农业文学毕竟还处于起步阶段,其发展空间仍然广阔,其艺术探索仍然在路上。展望未来,创意农业文学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更深层次的“在场”:
更深的生活“在场”。创意农业文学的创作者需要继续深入田间地头,深入农业一线,深入新农人的生活世界。只有“脚上沾泥”,才能“笔下生花”。正如乐山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李康云所鼓励的,作家要把评论的锄头“挖进”现代农业的土壤。创意农业文学的根基在土地,生命力在现场,只有保持与土地的深度连接,才能持续产出有温度、有深度、有厚度的作品。《种粮人》《雁归来》《赶场》《驻村作家》等作品之所以感人,正是因为它们“长”在土地里,而非“写”在书斋中。
更深的思考“在场”。创意农业文学不能满足于讲故事、写人物,还需要在思想层面有更深的探索。农业的本质是什么?乡村的未来在哪里?人与土地的关系应该如何重构?科技与人文如何在农业中实现平衡?传统与现代如何在乡村生?乡村振兴的精神内核是什么?这些深层问题,需要创意农业文学给出更有力的思考和回答。《开水白菜》中“煮乾坤”的哲学意味,《天府粮仓》中粮食安全背后的文明根基,《成都故事》中都市与乡村的精神对话,都在思想层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文学的深度不仅来自生活的厚度,更来自思想的高度。
更深的艺术“在场”。创意农业文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类型,在艺术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如何在保持“接地气”的同时提升文学性?如何在服务乡村振兴的同时保持艺术的独立性?如何在讲述时代故事的同时创造独特的审美价值?这些问题需要在持续的创作实践中不断探索和解决。30部中篇小说中,以川菜命名的作品占绝大多数,这种主题的高度集中既是特色,也可能带来艺术上的重复风险。如何在川菜这一主题框架内实现叙事的多样性和艺术的丰富性,是创意农业文学需要面对的课题。艺术性的提升,是创意农业文学从“现象”走向“经典”的必由之路。
更广的传播“在场”。创意农业文学目前的影响范围还相对有限,需要拓展传播渠道、扩大受众群体,让更多人看到、读到、感受到创意农业文学的魅力与价值。金钱板作品可以走向舞台,电影剧本可以转化为影像,童话故事可以进入校园,说唱作品可以登上网络平台——多元的文体形态为多元的传播方式提供了可能。在短视频时代、在注意力经济时代,创意农业文学如何找到与当代受众对话的有效方式,如何让“从土地长出来的故事”抵达更多人的心灵,这是一个需要持续探索的课题。只有实现更广的传播“在场”,创意农业文学才能真正发挥其赋能乡村振兴的文化力量。
更强的队伍“在场”。创意农业文学目前主要由章继刚一人支撑,这种“一个人的文学类型”虽然彰显了个体的创造力,但也制约了这一文学类型的规模化和可持续发展。正如乡土文学有庞大的作家群体,生态文学有广泛的参与者,创意农业文学同样需要更多作家的加入。未来需要更多的作家深入乡村、了解农业、书写新农人,形成群体效应和代际传承,使创意农业文学从“一个人的探索”发展为“一群人的事业”,从“一时的现象”沉淀为“持久的传统”。
更深的时代“在场”。创意农业文学还需要在更宏大的时代坐标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一环,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乡村的生动实践。创意农业文学如何在这一宏大叙事中发出独特声音、贡献独特价值,是需要持续思考的问题。它不是政策的文学注脚,不是成就的表面描摹,而是以文学的方式——以人物命运、以故事张力、以语言魅力、以思想的深度——来呈现这个时代的乡村变革。这要求创意农业文学既要“在场”,更要“深在场”;既要“写时代”,更要“思时代”。
乡村振兴,是一场正在发生的伟大变革。这场变革不仅需要政策的推动、技术的支撑、资本的投入,也需要文学的在场、文学的见证、文学的参与。创意农业文学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和价值立场,正在成为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文学力量。从《莓红时节访古村》在成都东部新区福田大古村的落地生根,到《种粮人》《雁归来》《开水白菜》《回锅肉香》等作品的广泛传播,再到30部中篇、40部短篇、10部金钱板、5部电影剧本等近百部作品的集群呈现,创意农业文学在短短数月间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答卷。
我们有理由期待,随着创意农业文学的持续发展和不断深化,它将在乡村振兴的时代画卷上留下更加浓墨重彩的一笔。
土地的抒情诗仍在续写,时代的创意赋方兴未艾。乡村振兴,期待创意农业文学的持续“在场”。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