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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英教育四阶段论1865-2014
栏目:k8凯发集团 发布时间:2026-02-04
 本文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李中清教授2017年3月9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与中国2017”系列讲座第1讲所作报告的主要观点。由北外全球史研究院谷倩兮整理。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讲席教授李中清领衔开设的慕课“从大数据来理解中国1700年到2000年”共分成四部,每一部都跟一种大数据库有关系。第一部是人口史,主要是关心社会关系、家庭关系;第二部是教育史,主要是研究谁能得

  本文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李中清教授2017年3月9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与中国2017”系列讲座第1讲所作报告的主要观点。由北外全球史研究院谷倩兮整理。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讲席教授李中清领衔开设的慕课“从大数据来理解中国1700年到2000年”共分成四部,每一部都跟一种大数据库有关系。第一部是人口史,主要是关心社会关系、家庭关系;第二部是教育史,主要是研究谁能得到教育;第三部是用材料来分析中国二十世纪农村的财富分配情况;第四部是以《缙绅录》为基础,把清朝和民国时期70多万官员的信息都输入电脑。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从社会关系、受教育、财富分配和权力这四个角度理解中国最近三百年的特点、延续及其与其他国家的异同。

  所谓头一个大巨变是70年前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提出的人类从命令制度到市场制度的转变。第二个巨变是正在开始的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的转变,而这其中最主要的是从以前的政治精英和头一个大巨变的财富精英中或多或少独立出来的受教育的全球知识精英的崛起。因为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一种相对客观的考试制度,所以中国史的意义在这方面是比较重要的。它会帮我们理解全球政治、财富、考试的精英的互相关系,同样也帮我们理解中国本身各个历史时期中的考试精英的作用。这项研究已经持续了十几年,通过收集清朝所有官员,包括所有科举制度的成功者的材料,民国时期多数的大学毕业生的材料,还有当代个别学校所有的学生登记卡等等来理解中国的考试制度,可以为我们理解世界正在兴起的这第二巨变提供一些重要的线索。通过观察数据可知国外的教育精英几百年来没有太大的转变,可是在中国就不一样,每几十年这些考试精英他们的社会背景就会完全不一样。例如,清末年间基本上绝大部分的考试精英都是文官的孩子,可是一到民国时期,马上就转变到商人、技术人员的孩子,而且考试的题目完全从儒学转变为西方的现代科学知识。而1952年国内院系调整之后,商人孩子的比例大幅下降,无产者孩子的比例大幅增加,这就是所谓的无声的革命。

  项目对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以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两个学校的数据为基础。两个学校中都同样有40%到50%的学生是来自农村或是工厂,他们的父母很可能没有受过教育,很可能没有上过高中,所以这一改变完全是革命性的。最近几十年,这些教育精英既有来自有经济条件的家庭,同时也有一部分是来自农村、工厂的孩子。从这种大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学生的社会和地理的背景,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国的教育精英是什么样的人,是同样的人还是不同样的人,这是一种革命性的社会转型还是表面的社会转型。

  项目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使用学生登记卡,需要整理三方面的信息:学生的性别、祖籍、民族、专业;以前的教育情况;最重要的是他们父母的和主要社会关系的职业、永久通讯处、家庭地址,这样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孩子是从什么样的家庭出来的。例如,将从全国各省的档案馆、图书馆、院校拿到的7万多民国时期学生的资料全部输入进电脑,做一个很简单的计算,可以看到技术人员、医生、律师、会计的孩子占到近25%,商人的孩子占38%,加在一起60%多,差不多三分之二,而文官的孩子才占11%。

  与无声的革命时期作比较的线万多个本科生和苏州大学8万多本科生的材料输进电脑,能清楚地看到国家政策对精英学生成分的影响,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国家政策和出身照顾,在无声的革命时期,虽然两校都有技术人员,行政干部的子弟,可是真正无产者的子女也不少。1993年到2014年又是另外一个时期,因为出现了自主招生、校长推荐等等。不同时期国家对知识的定义也在改变,所以不同的人的成绩按照不同的知识定义都会有转变。从70%的官员子弟到60%的商人子弟,到40%的无产子弟,再到50%有产和50%无产子弟的这种转变,它反映了四个主力的社会转型。

  1947年的抗战时期,有大量的大学移民迁往了西部。从十几万人的大数据库看学生们的祖籍,能够看到是比较全国性的,可是如果看他们的家庭地址,地域分布就相当不均,这就说明中国父母愿意为了孩子的教育而搬家,不是当代的一种现象,而是早已有之。只有新中国国家统一,院系调整之后,比较全国性的分布图案又会出来。只有三个省例外,新疆、甘肃和广东,广东省的学生更愿意去香港就学,这也可能反映了中国早期的国际化的一面。而自主招生的材料显示,来自全国58个中学的学生占北大学生的50%,这58个中学主要是黑龙江、湖南、辽宁、浙江的学校,上海和山东各只有一所,江苏没有任何学校在这58所里,这就完全不是一个国家性的分布。

  150年中国的考试成功者的重要转变。为什么要从全球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几年前法国的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Piketty)出了一本很有影响的书——《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它说不公平现象的存在是资本家世界的一个难免的症结,而且这个不平等还会增加,唯一的例外是如果有什么大的战争,把所有的财产,把所有的这些资本家都消灭掉,可是如果没有这种大规模的战争的话,这种不平等就会持续下去。而在中国也有各种不平等,可是同时来讲,因为考试制度,谁能上好的大学,在中国跟外国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内地不要求学生填父母的收入,所以为了作比较,就以香港的材料做对比。香港父母平均的月薪在2009年是17500港元,招收家庭月收入在19000港元以下学生的有8个香港学校: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岭南大学、香港教育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有最多40%左右的孩子是来自香港收入分布的下半段,而一个月薪4万以上的家庭的孩子在香港是5%的比例。港大稍微比别的学校高一点点,可是区别性不大,趋势还是8个学校大同小异。那跟美国比较,美国2009年1300个学校的一个调查,一年级学生他们的家庭收入,年收入从1万块钱到25万块美金不等,这个统计不包括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因为虽然它们参加,可是看到结果之后,它们就要求不将它们的统计包括在里面。但实际上哈佛头1%的家庭一年的年薪是6030000美元,接近4000万人民币,富豪家庭的孩子占16%。所以中国内地现在也像香港一样,就是有钱的孩子他们基本上很多根本不在国内上本科,他们就是去这种学校。这就是说,虽然不公平,中国还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在别的国家,美国也好、法国也好,教育精英只来自一小部分富裕家庭。